以至于萨托利说，巴西1988年形成的这一体制完全是没有希望的。
这类案件随着企业转制、市场转型的加速而层层涌现。从侵犯经营自主权的个案条款也不难进一步推论出，上世纪80年代经济分权与市场转轨的社会变迁，如何触发对于行政诉讼的制度性需求。
[6] 韦宗、阿江：行政诉讼立法要论，《中国法学》1988年第6期。[68]按照戴慕珍（Jean Oi）的地方政府法团主义理论，1978年之后的基层地方政府（县、乡、村三级）在地方经济中扮演了直接管理的角色，在辖区内地方政府、管辖企业以及党委形成了一个类似企业化的利益共同体。1999年《宪法修正案》中进一步更订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告义乌市建设局采用行政手段任免集体所有制企业经理人员的行为无法律、法规依据，应予撤销。随着经济分权与市场因素的增强，地方政府逐步增强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原本计划体制下上令下行的中央—地方一统模式已经不复存在。
[8] 详见蒋朝阳整理：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重要步骤——行政诉讼法座谈会记述，《中外法学》1989年第3期。[4]到1990年10月1日《行政诉讼法》正式实施之后，30个高级人民法院全部建立了行政审判庭，90%以上的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均设立了行政审判庭。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
来源：《财经》杂志（十五年纪念版），2013年10月14日版。国家权力介入市场及市场竞争的方式、领域及强度限于维持市场的平等、有序及正常的竞争秩序，而且国家权力介入市场及市场竞争必须具有合法性依据例如，国家权力基于维护公共利益、国家安全、社会秩序的需要等可以对个人权利和自由进行必要的限制。两者之间关系的判断标准只能以社会成员参与制定的规则（宪法和法律）为基准。
只有在确立人民主权原则之后，才能达到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限制国家权力的可能。第二，人民主权原则的确立。
不可否认，当前中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国家权力滥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缺失、诚信缺失、公平正义理念未获得充分实现、贫富差距严重、个人权利缺乏充分保障等。今天的人类社会，如果缺乏必要的国家权力，社会公共事务难以得到有效处理，正常的社会秩序难以维持，必要的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难以提供，社会成员难以过上安宁、安定、幸福的社会生活，基本的人权也就难以保证。二是宪法和法律中一系列保障国家权力运行的原则和制度。国家权力不再能够以当然的强者和命令者要求社会成员必须无条件服从，社会成员在国家权力面前也不再是当然的和绝对的服从者。
进入专题： 宪政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国家的存在就是以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水平未能够达到通过自律即可以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程度为前提的。宪法实际上就是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因此，制定宪法的权力只能属于人民，换言之，制宪权的主体只能是人民。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国家权力不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不把它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去，其势必会滥用和扩张，基本的人权同样难以保证。所谓滥用国家权力，是指虽在宪法和法律授权范围之内，但其实际行使国家权力的目的与宪法和法律授予国家权力的目的相违背，以及实际行使国家权力的强度超出了必要限度。
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标志是宪法的地位和权威。第二是扩张，即国家权力一直会行使到遇到界限为止。
对于改革开放以后的我国社会而言，不仅需要宪政，而且我国现行宪法中对宪政的三个基本要素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同样，人民的代理人也是一把双刃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国家权力的公定力原理、国家权力的优先性原则、国家权力的优益性原则、国家强制力等。来源：《财经》杂志（十五年纪念版），2013年10月14日版。但通常认为，人权观念的普及化，即为社会成员所普遍接受并成为个人、国家和社会的理念，是在市场经济成为社会的主体经济形式以后。
中国是否需要宪政 在回答中国是否需要宪政这一问题之前，首先必须回答另一个基本问题，即宪政所要解决的核心命题在中国是否存在：在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否需要由宪法赋予国家权力以保障其合法性，是否需要宪法规定的一系列原则和制度保障国家权力的有效行使，是否存在国家权力滥用和扩张的可能，人民的代理人是否能够通过自律而不滥用国家权力？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住的窑洞里作客，问黄来延安考察有何感想?黄炎培坦然答道：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可以说，国家权力是一把双刃剑。
国家权力的有效运行，需要两点保障： 一是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这些从长期实践中得出的宝贵启示，必须倍加珍惜。
在人民主权原则下，人民无法直接行使主要的国家权力，而必须由自己选举的代理人代表自己行使国家权力。理论上说，国家权力的边界在于宪法和法律授权的范围之内，但其实际的边界在于外在的制约和监督力量。
即使是同一性质的国家，因国情的不同，在宪政的三个基本要素方面也存在着差异。在确认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之后，就必须在制度上解决人民如何行使国家权力这一基本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如果不实行法治，不以宪法的方式限制国家权力，就无法有效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和扩张，人权也难以保障。
当然，因我国的国家性质及具体国情，在宪政的三个基本要素的理论基础、具体内容、具体制度设计上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也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所差异，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
在国家权力和人民的代理人均成为双刃剑的情况下，如何使国家权力有效运行而又不至于滥用、如何使人民的代理人拥有必要的权力而又不至于扩张，成为国家出现以后摆在任何人类社会面前的巨大难题。——题记 宪法与宪政在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
例如，由利益单一化的社会转变为利益多元化的社会，由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变为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等等。这些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因国家权力滥用造成的，而国家权力滥用的主要原因又是因为没有将国家权力关进宪法和法律设计的制度的笼子里去造成的，形成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现象。
虽有书面、成文的宪法，但并不予以实施，则有宪法而无宪政。换言之，只有实行民主才有可能实行法治。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可见，宪政的三个基本要素是民主、法治、人权。
宪法赋予国家权力的范围及国家权力的行使程序、宪法限制国家权力的原则及制度，均决定于人权保障的需要。在人民主权原则下，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但人民不可能直接行使所有的国家权力，只能主要依靠选举出来的代理人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
但是，国家权力同时又具有两个消极特性：第一是滥用，即绝对的国家权力必然绝对腐败，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真理。人民制定宪法的目的在于选择了宪法秩序下的生活，或者说选择了在宪法治理下的生活，要获得这种生活，当然就必须实施宪法，将书面、成文的宪法变为现实的宪政。
在人民只能以间接民主制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基本方式的情况下，人民为防止自己的代理人及代理机关滥用和扩张国家权力，不得不通过制定宪法的方式，既赋予其国家权力，又限制其国家权力的范围及行使程序。显然，黄炎培先生的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中国共产党能跳出这个周期律吗?对黄炎培的坦诚直言，毛泽东当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